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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中国学生为何无缘国粹

发布时间: 2012-11-08;

 

熊丙奇:中国学生为何无缘国粹

 

  最近一期《南方周末》刊登了天津大三学生俞江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我们学校有许多日本留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他们的课表,课程有书法、京剧、太极……我好羡慕他们,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机会接触这些——小学没有条件,初中没有精力,高中没有心思——到大学什么都有了,但学校把机会都给了留学生。万一有天跟日本友人谈论京剧,也许他懂得比我还多呢!”(南方周末4月28日)

  这一封短信,读来令人五味杂陈。作为中国学生,居然从小到大接触不到“国粹”,这是谁之过呢?

  是大学的责任?也许看完这封短信,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大学有些崇洋媚外,不给学生开书法、京剧和太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我所知,一些大学早几年就开设了这样的选修课,以及相关的社团,可是选择这些课的学生相当之少——少得不能正常开班;社团活动也苦苦支撑——每次活动的“票友”极少,连举办者也灰心丧气。我还曾经听到一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抱怨:开座谈会时学生们建议,要多开人文、社科等通识课程,可是,当这些课程真开出之后,就连直接建言者也忘了自己当初的“建言”。大约在五年前,复旦大学进行教育改革,设立“复旦学院”,让学生们在六大平台上接受通识教育,但媒体的调查显示,对于一年级学习 “无用”的通识课程,不少学生很困惑:难道学这些有利于更好就业?

  在今天的大学,在就业的压力下,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都更关注技能教育,通识教育已被冷落——从功利、职业角度看,教育确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是功利的、职业化的、技能化的教育,此即技能教育;另一方面则是非功利的、非职业化的、非技能化的教育,此即通识教育。技能教育可以帮助受教育者掌握职业所需知识和技能,而通识教育却能提高一个人的素质以及发展潜能。一般而言,作为大学,应该重在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与素质,作为高职高专,则强调学生的就业技能培养。如蔡元培先生1917年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所言,“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从学校看,在就业率指标的逼迫下,几乎所有大学,不管是985高校、211院校,还是高职高专,都以就业为导向办学,通识课程被大幅缩减,增加的是技能课程、实践课程和实习环节,而这种调整,还被认为是“教育创新”。从学生看,一上大学,耳闻目睹大学生就业的严峻形势,所思所想就是今后找一个怎样的工作,并为找到这样的工作“做准备”,所以,普遍在学生中存在“工具课程热”(英语和计算机的学习占了不少大学生大学生活的过半精力)、“考证热”(统计显示,针对大学生的证书有上百种)。而不少专家,也告诫大学生,要成为职场的红人,在大学中实习是第一要务——这从根本上颠倒大学生角色的建议,还受到学生们的热捧。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大学中,给留学生的国粹课开得轰轰烈烈,而国内学生却无缘了。对于留学生,大学没有安排其就业的压力,所有安排课程尽可能针对留学生的需求;而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了解中国文化是一个重要目的。

  证书化学习、工具化学习和功利化学习,贯穿于我国学生求学生涯的始终——在高考制度之下,中小学的学习目标是为升学成功、考上大学,学校和学生关注的是高考主科,其他的都是“副科”和“豆芽课”,不但课程地位低,连任课老师也不受待见,所谓“上大学有用,读书无用”;大学的教育目标就是让学生顺利就业,怎样便于就业怎样开设课程,有的大学甚至把大四变为“就业年”,不安排教学内容,发动学生离开学校去赶招聘会场子就职,所谓“就业有用,读书无用”。这种学习,读书的价值被严重扭曲,培养的就是工匠,而无法孕育出杰出的创新人才,更遑论大师级人才。

  教育何时走出工具理性,淡化功利色彩,才可能回归教育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本质,而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真正对准人本身,发展受教育者的个性和兴趣,给每个受教育者健康的身心与健全的人格。

  摘自《搜狐新闻》:http://opinion.hexun.com/2010-05-04/1236038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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