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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国民心态的“韬光养晦”更为重要

发布时间: 2012-10-30;

 

刘康:国民心态的“韬光养晦”更为重要

 

  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是全世界都非常关注且热衷于解读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把学术精力投入在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实证调研之上的刘康教授认为,国家形象片有助于世界对中国有更全面的了解,同时,为了让世界更客观地认识中国,我们必须通过更有效的方式建立中国在本国国家形象调查上的话语权。 本报记者 任思蕴 实习生 谢秉强

  去年年初,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大型电子显示屏上循环播出,在短短60秒钟片长内,中国文艺、体育、航天、商业等领域的代表和普通百姓逐一亮相,立体、全面地向世界诠释了中国国家形象。该片一经播出,便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是全世界都非常关注且热衷于解读的问题。

  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兼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多年来一直把学术精力投入在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的实证调研之上,在他看来,通过国家形象片来传播中国的国家形象是一种有效手段,有助于世界在“长城”、“故宫”等符号化的认识以外,对中国当今的面貌有更全面的了解。刘康同时认为:国家形象的内涵非常丰富和复杂,为了让世界更客观地认识中国,我们必须通过更有效的方式建立中国在本国国家形象调查上的话语权;今天的西方国家虽然把前所未有的关注投向中国,但基于国家立场和西方价值观优先的考虑,在对中国的日益重视中依然存在许多误读,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寻求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更有效沟通。

  刘康于1989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89年至2002年先后在美国格林奈尔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教,1998年至2002年担任宾州州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2003年受聘于美国杜克大学,2008年起受聘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2011年,杜克大学成立中国研究中心,致力于美中政治、经济、历史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研究,刘康出任该中心主任。目前,该中心与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合作,致力于中国国家形象在全球传播和接受的实证调研;此外,他们还着手开展“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课题研究,试图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人文社会科学状况的梳理,在冷战结束到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中勾勒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化进程。

  除此之外,刘康的研究兴趣还包括西方左派理论研究,他尤其关注西方左派理论代表人物齐泽克的观点。去年,刘康在美国学术杂志《立场:东亚文化批评》(Position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上关于如何解读中国与齐泽克有过一次论战,对西方左翼思想提出了若干批评。

  国家形象的学术话语权一直是中国的“短板”

  文汇报:对于很多人而言,国家形象是个耳熟能详却语焉不详的概念。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您是如何理解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的?

  刘康:所谓的国家形象其实是一种民意的反映,国家形象的调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民意调查。我们在美国进行中国国家形象调查,并不是关心美国政府如何看中国,而是关心美国民众怎样看中国。国外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其实并不容易获得,虽然也存在一些渠道,比如民众可以通过媒体发表一些言论等,但这种程度的发声是很不全面的。通过社会科学实证调查的方法,可以使我们获得相对具有参考价值的民意结果。

  文汇报:您当初为什么想到要开始进行国家形象方面的研究呢?

  刘康:我是在1997年就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的,当时与别人合写了《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我在美国杜克大学开设了一门“中国的传媒与大众文化”课程;另外,我还做过一个关于“中国文化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当代互动”的研究课题。

  近些年,我们在世界各国进行中国国家形象的实证调查,目前很多成果都还停留在数据层面,但这些研究最终都会被纳入到一个大框架中。研究中国国家形象的目的,在于研究变化中的中国、或者说转型中的中国给世界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关注当代世界、当代中国以及当代人类发展,既不能离开世界谈中国,也不能离开中国谈世界。

  文汇报:你们的这项中国国家形象的民意调查主要在哪些国家进行?相关调查的具体结论是否要等调查覆盖全球以后才能够得出?

  刘康:我们试图做一个全球范围的中国国家形象民意调查实证研究。目前已经完成了美国和亚洲的部分,正在进行的是非洲、南美洲部分,需要推动的则是欧洲、中东部分。我们的目标是基本上覆盖全世界。调查采用抽样问卷的方式。这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科学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是随时调查,随时发布调查结果。在美国完成了中国国家形象调查后,我们立即在全球许多媒体发布了相关成果,一方面是向全球媒体提供美国民众关于中国形象的参考数据,另一方面是试图建立中国在民意调查上的学术话语权,而后者恰恰一直是中国的短板。

  这种调查在美国被称为“态度调查”(“attitude”或“perception”调查),即了解对方对你的喜好程度,其实就是了解你的国家形象如何。中国的社会学实证调查目前方兴未艾,但围绕国家形象所做的大规模民意调查还是第一次。

  文汇报:也就是说,中国目前还没有掌握本国国家形象的话语权。

  刘康:很多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国家形象调查,都是西方国家的调查机构在做。美国皮尤公司做过很多国家的形象调查,包括全球性的中国国家形象调查,很有学术含量。由此可见,中国国家形象的调查以及同国家形象相关的话语权目前仍然由西方所主导,尤其是被美国、英国等强国所主导。皮尤公司每年都会发布有关中国国家形象调查的结果。我们的目标,也是希望能打造出“中国的皮尤”,事实上,迅速发展的中国亟需掌握全球形象调查的话语权,亟需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文汇报:那么,在具体的调查实践中,一般又是通过哪些方式来了解一国的国家形象的?

  刘康:第一是民意。民意是国家形象的基础,越来越凸显其在国际国内事务中的作用。中国目前也越来越关注民意,国内事务中的民意自不必说,国际事务中的民意也日益受到重视。过去的外交是“秘密外交”,现在则由“公共外交”取而代之。国家形象的研究实际上也构成了公共外交的一部分。

  第二是传媒。媒体是至关重要的力量,没有媒体,一国的国家形象就很难传播。我们对国际媒体做了大量研究,以问卷形式调查了在华登记注册的、常驻中国的境外媒体的几百个记者,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然后对之做了文本和内容分析。社会科学的调查不能完全依靠数据,但数据无疑是不可或缺的维度。比如,我们认为西方媒体在妖魔化中国,这一观点不是从某一篇具体报道中得出来的,而是从客观的调查数据中了解到的一种普遍态度。

  第三就是公共外交领域的参与性实践。比如,我们经常策划一些中外媒体的联合采访行动。最近,我们刚刚联合中外一些政经类主流媒体在成都围绕城乡一体化问题进行了联合采访,采访对象包括从市政府官员到普通市民的各个层面。这其实就是推广国家形象的公共外交活动。

  文汇报: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播放后,持不同观点者颇有争议,其中一种意见认为,仅靠一部宣传片很难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起多大的作用,有时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刘康:形象宣传片当然是有其意义的,不能简单否定。我的观点是:利用“魅力攻势”来吸引世界的眼球,即使不会立刻改变多数人的看法,但却具有水滴石穿的功效和长久的作用。

  一国的国家形象传播,并不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为国家形象做“表面文章”。国家形象的内涵固然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宣传片只是其中一种形式和手段而已。我们着手进行的“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国际化”研究课题,关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全球推广,其实也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

  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和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很不一致

  文汇报:中国希望向世界展示的形象,同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相比,两者之间是否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

  刘康:两者之间的差别的确非常大,其程度往往超过一般中国人的认知。

  美国皮尤公司做过一项调查:中国人怎么看自己,外国人怎么看中国?83%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对外形象很好,在国际上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世界上大概只有30%的人持这种看法。双方在这一点上的反差最大。其他的几个数据相对接近一些,比如,对于“中国可以替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这一提问,58%的中国人表示认同,国外则是大约43%的人认可。因此,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与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很不一致。

  文汇报:这也意味着,国外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

  刘康: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国外又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好感在增加,这是一个趋势,尽管还不是一个能令人感到欣喜的绝对值。

  盖洛普公司调查了美国人最喜欢的国家,排名第一的是加拿大,92%的美国人喜欢加拿大,接下来是英国、德国、以色列,亚洲国家中对印度、日本、韩国的印象也不错。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比较中性。就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而言,大约有42%的美国人喜欢中国。我们也做过一个类似调查,得到的数据也差不多,46%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

  这说明,美国人或者说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跟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很不一样。据我所知,其间最大的差异是中国的客观现状同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之间存在差异,这里所说的媒体包括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总体而言,媒体报道同中国实际的国际影响力不成正比。其中的一大困境就是,西方媒体仍然占据着支配地位。媒体是文化的载体、价值观的载体,不是靠单纯的技术手段或经济实力就可以主宰的。媒体当然是传播国家形象中最大的一块内容,因为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媒体来了解一个国家的。通俗文化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比如电影中对中国的一些介绍。过去在好莱坞电影中,中国人的形象很邪恶,现在有所改观。美国的教育对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影响也很大。此外,在日常生活层面,从衣食住行来认识和判断中国,这一点其实也很关键。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的食品总是廉价而不卫生的,中国的日用品总是廉价而质量不高的,沃尔玛超市里充斥着中国制造的商品,但是这些商品没有品牌价值……

  文汇报: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形象的宣传难道不是带着自己的立场和情绪?

  刘康:这类宣传当然有非常强烈的国家立场在前,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出于其全球霸主地位的考量。也就是说,在有关中国国家形象的各种立场和做法中,肯定是美国国家利益优先、美国价值观优先。既然如此,我们就无法指望美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是完全客观的。

  即使是“与虎谋皮”,中国还是得和美国“谋”,还是得想方设法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因为中美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很重要,对整个世界也非常重要。

  在传播中国国家形象上,我们要有更多耐心,不能认为钱投下去就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不能认为国家形象单纯靠一部宣传片就可以塑造起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还需要做大量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以获得对美国和西方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学者在如何与西方世界打交道方面做得还比较欠缺。中国在科学技术等硬件的各个方面,国际接轨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在软实力方面的国际对接还很不够,不少人有时候不知道应该如何与西方沟通。比如,中国崇尚GDP中心论,带来的后果就是,在西方看来,中国式的“GDP狂妄论”甚至会衍生出“中国威胁论”。这中间的误会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有更多的“建设性参与”

  文汇报:重大公共事件是建设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在奥运会和世博会之类的公共外交活动外,学术的、民间的力量又该有哪些作为?

  刘康:上海世博会期间,我们开展过一项公共外交活动——在民间投票评选最受欢迎的世博会场馆。根据五千名观众和专家的投票,综合评分最好的是阿联酋馆。阿联酋酋长和政府非常重视这个结果,在他们看来,民间的评选有含金量。我们这类活动对进一步推动中东的和平外交很有帮助。这也是我们的宗旨所在——通过公共外交手段,推动中国在国际外交事务中的“建设性参与”。

  毋庸置疑,作为中国外交支柱的不干涉内政、尊重国家主权和韬光养晦,目前都受到不小的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多进行“建设性参与”,以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现在给世界的一个形象就是全球扩张。英国BBC电视台拍过一部纪录片,名为《中国人来了》(“Chinese Are Coming”)。它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世界各地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向世界各地走去。这类纪录片如果由我们自己拍的话,就可以更好地掌握中国国家形象的话语权。

  “建设性参与”这一概念是我提出的,我们也在开展相关的实际行动,比如,我们促成了企业和国家的合作,到巴勒斯坦探讨经济开发区建设,把中国的经济开发区经验和模式推广到该地区。这是“建设性参与”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文汇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在其他国家眼里的国家形象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比如,当中国的GDP总量去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时,日本国内就有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令人不安的巨人。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诸如此类的外部看法呢?

  刘康:不用惊讶,周边国家或许都这么看待我们,这是很多普通人的自然心态。2009年,《纽约时报》采访我,让我谈对中国的看法,当时我就说:中国就像一个吃了很多激素的青春期少年,成长速度太快,显得比例失调,手脚很难协调。我想,现在的中国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形态,所以日本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感到“不安”并不奇怪。只是我们自己要反省这种国家形象。

  文汇报:一方面,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国际社会不少人持“中国威胁论”的立场,另一方面,“韬光养晦”依然是中国外交的一种重要战略。根据您的观察,中国在外交上的韬光养晦,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之间存在冲突吗?

  刘康: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其特定历史环境,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他认为“韬光养晦”、保持低调是中国的出路。外交上的“韬光养晦”策略为中国发展赢得了有利时机。

  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韬光养晦”被一些西方人误解为是“阴谋论”。西方将“韬光养晦”译成“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即“隐藏实力,等待时机”,这不就是“阴谋论”吗?熊光楷对这种译法很警惕,指出“韬光养晦”应该是“不露锋芒、保持低调”(keep low profile),这个翻译更为妥当。

  对中国而言,外交上的“韬光养晦”现在依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国民心态也要“韬光养晦”,不能狂妄自大,不能不经意间自我膨胀。狂妄的国民心态会造成狂妄的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在外交上的“韬光养晦”,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之间并不冲突。“韬光养晦”不是要掩盖实力,而是为了停止和别人吵架,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要继承这样的理念,没有必要为一些琐碎问题与别国争得面红耳赤。我们要实实在在地让世人知道: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进程,虽然这个世界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中国崛起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一大贡献,对世界各国是有利的,而不是威胁。

  文汇报:在全球化的当下,不同文明之间的不断融合,会不会导致各国国家形象的趋同?

  刘康:我认为各国的文化、各国的国家形象并不会趋同。全球化其实是在单一的经济层面上得以大力提倡的,也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市场一体化。从现在的情况看,经济层面的全球化都还不能轻易实现,遑论文化、政治和社会等其他领域了。

  不过反过来,由于全球联系的进一步紧密,也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不同文化、进行文化创新的许多机会。

  文汇报: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负面事件,这些事件通过网络尤其是微博等手段得以快速传播。您如何看这些事件对中国国家形象所造成的影响?

  刘康:我始终认为,仅仅是一项技术不可能带来多么重要的正面或者负面影响。新媒体只是一种技术、一种手段;我们不能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误区之中。新的技术手段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挑战,但是比之负面影响,它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建设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因为新媒体的优势在于互动性、开放性,这对于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都是机遇,对我国的民主和开放进程也是一种推动力量。

  摘自《文汇报》:http://whb.news365.com.cn/sxrw/201202/t20120213_2543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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